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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偷得浮生一月闲,我得以在我曾经生活过将近十年的法国度过近一个月的假期。这也使我有时间整理许久以来的有关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点点滴滴,或许有一天会写出我的“西行漫记”来。

在我众多的法国友人中,我的恩师丹克(André Tunc) 先生是我最敬重和最难以忘怀的。

严格说来,他甚至不能算是我的导师。因我未出国之前对外部世界浑然不知。中法教育部的官员们为我选了丹克教授作为我的导师。事后知道,中国和法国的相关官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官僚。

第一次见到丹克教授是他请我到他家中吃饭,约好下午七点钟,我六点半就已经到他家的楼下查探清楚。七点钟准时敲门,丹克夫妇很热情地接待我,但我只有个月功底的法语太差,以至于他们只好和我用英语交谈。 交谈中知道,丹克教授已65岁退休,不再带任何研究生,而且我在国内师从龚祥瑞教授学习的是比较宪法和比较行政法,而丹克教授的研究方向是英美公司法和法国民商法。尽管他是“法国比较法学会”副会长,但当时的比较法限于私法范围。

我十分茫然。他安慰我说,他会为我联系和安排比较公法方面最好的教授,同时, 我将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再找他。

这两点不是承诺,但他实实在在地办好了这两件事:他除了为我联系好了巴黎第一大学副校长作为我的导师之外,我每每有事找他,他都会热心帮助。其中两件事最使我难以忘记:

其一,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享受者,每月的奖学金需要我精打细算,决计没有钱买书。丹克教授让我开出我需要的书籍名录,由他负责的研究中心购买,我使用完毕之后再交还给研究所。

其二,政府奖学金最多两年,但我两年后深感所学到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不得不打主意找可以赚钱的工作。写了几封求职信都石沉大海,无奈又请丹克教授。他问我都发了信给哪些公司,我提到两家律师事务所, 他说和一家所的主要合伙人很熟。两天之后,该所就给我发了回信,接收我在他们的事务所实习。

丹克夫妇还时常请我到家中吃晚饭,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滴水之恩尚须涌泉相报,而丹克夫妇给与我的关怀和帮助,一如那清澈的泉水甘甜而又无声无息。记得当我提出由北京大学法律系请他到国内讲学一个月时,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位年过94岁的母亲,他每周必须去看她,因而不再远足。他多年来只有无私的关怀,而从不要求有任何的回报, 使我常有“施恩图报非君子”的感悟。

工作之后的岁月走遍天下,穿梭中西,渐渐的很少有时间给丹克夫妇打电话联系,而1991年正式回北京工作之后,更很少和他联系。

或许是心灵的感应,1999年9月下旬,我到法国出差时,给丹克教授家打电话,师母告诉我丹克教授已于9月10日与世长辞,我听到消息泪流满面,取消了当天的各项安排,到拉雪兹公墓去拜祭丹克恩师。由于丹克教授去世不久,墓地里没有他的名字。从墓地殡仪馆查到他的安葬位置,献上一小花,更寄托我无限的哀思。

今年是恩师去世11周年,9月6日,我又去了拉雪兹公墓,从查询到的墓地的位置上,看到他家的祖坟,坟是小屋型的,透过铁门看到了刻着他名字的墓碑,也算是第一次又见到了他。从墓地出来,天空下起小雨来。

昨天,我约好去看望了95岁的丹克师母。她现在一个人住,每周只有一个负责打扫卫生的女士帮她一到两次。师母耳聪目明,每天忙于写作有关神学以及妇女在教会中地位的文章和书籍。师母还请我坐在我不知坐过多少次的单人沙发上,沙发的位置没有丝毫地改变,只是沙发面已经塌陷很多。 临行时,师母把我送到电梯门口,说希望我下次到她家做客,她还会为我做饭,“只是会比较简单,和你经常吃的大餐没办法比”。 送我到电梯门口时她眼角含着眼泪,而我的眼睛早已湿润。

九月十日 恩师忌日完稿于伦敦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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