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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李克强就任中国总理后首次与媒体见面时,他将削减政府权力比作“壮士断腕”。当时他希望展示自己大刀阔斧减少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决心。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很难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中国也不例外。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官僚一直是改革的障碍。在李克强上台以来的3年时间里,国有企业规模甚至变得更加庞大;政府远非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政企分开”的指导原则被打了折扣;中共在国企日常管理中的角色比过去30年的任何时候都大。
  中国政府依然集中控制着1700多个审批和认证事项,即便李克强承诺在其首个5年任期内取消或下放其中三分之一的事项。实际上,下放政府审批事项有时让企业界更感到头疼,因为企业的主管部门数量倍增。
  在中国,国企一直控制着电信、银行、能源以及其他战略性领域。20年来,国企撤出非战略性领域的计划一直在政府议事日程上。然而,中国在过去3年出现了许多大型国企合并的案例,比如食品集团中粮(COFCO)与纺织集团中纺(Chinatex)的合并。此类交易与此前拆分大型国企以促进竞争的计划相悖。
  在外部观察者看来,这类合并没有什么清晰的商业逻辑。此外,国企效率低下不可能通过这种规模的集中得到解决。或许有人会说,此类合并增加了国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是,企业规模与企业竞争力似乎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过度集中让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获得资本并在国企主导的领域里发挥重要作用。这也与政府政策相悖,具体而言,早在2013年11月中国领导层就已经宣布,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的目标,取代了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将政府和政治职能从国企分离出去(即政企分开)的努力。
  最近,数家国有上市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党委必须参与决策过程,即便中国的《公司法》没有这样的要求。
  等待《公司法》修改后再这样做原本将更好地贯彻党的纪律,这样可以避免违反201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制定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
  除了让民众感到更加担忧和不安以外,中国经济放缓还不可避免地考验着领导层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意愿。
  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重新转向由政府推动的粗糙经济发展模式。
  最近民营企业加大了海外投资,这可能反映出它们担心自己的财富放在中国不安全。这一动向让中国政府警惕,同时中国各银行实施新规遏制资本外流。
  出台新规的时机不太凑巧,因为世贸组织(WTO)和欧盟(EU)正在就是否完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展开辩论。
  知识界的共识是,中国正放弃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以期恢复过去那种苏联式的做法——由中央对经济进行计划。
  大多数知识分子倾向于保持现状。但如果他们能够明白政策制定者不愿进一步开展改革,他们就会对自由市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角色日益弱化的前景感到担忧。
  本文是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由FT中文网何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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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

陶景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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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购兼并和国际仲裁法律业务专家,自1985年以来一直就中国相关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在中国有着超过二十年活跃的执业经验。目前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伦敦国际仲裁院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国际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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