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海归人生12讲（二）】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
2014-05-29 快播上海

 
陶景洲，1958年生，祖籍安徽。1982年留学法国。现为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曾担任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律所美国高特兄弟的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全球董事会成员，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
 
  
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海归中国》“海归菁英校园行”活动。
今天让我讲讲自己的经历，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从三个误会开始讲起吧。
我在农村，本来应该下乡两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农民兄弟们对我很照顾，我觉得在乡下待着挺好，父母非要我考学。当时可以报三个志愿，我报了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我父母偷偷把我的志愿改了，第一志愿安徽大学，第二志愿安徽师范大学，第三志愿北京大学。档案报到省里的前一天，我到教育局长家里玩，他说：“你爸爸妈妈把你的志愿改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的志愿，我要再改回来”。于是，我改回来，上了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我报的是中文系。但收到通知书，发现是政治法律系。我想，怎么会是政治法律系？晕晕乎乎地也就去了北京，读了法律，没有读成中文。当时北大最有名的学科应该是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文史哲。这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后最热门的专业。政治法律，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进了学校才发现，法律系是当时所谓的“绝密专业”，只有家庭出生比较好的才能够读法律。

 出国预备研究生
 
快毕业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要派“出国预备研究生”，我就想，出国预备研究生是什么概念？大概就像庚子赔款用的那词吧。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很有限，我查了一下资料，198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7亿美元。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82万亿美元。那时候，邓小平同志决定公派出国留学生，从27亿美元当中拿出一部分钱，让我们出国学习。我报考了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的“比较法”专业。
去法国，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我们这个专业招了三个人，两个学英美法系，一个要学大陆法系。法国属于大陆法系。三个人都不愿意去法国，因为大学学的是英语。教育部说，陶景洲你既然是最年轻的，你去学法语吧，就把我派到了法国。
说到当律师的误会，到了法国，本来是学公务员制度，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公务员管理、公务员晋升，怎么反腐败的问题。学了两年，法语不是很好，国家的钱有限，规定我们只能学一年。当时驻法使馆教育处说你可以回去了，我说“怎么能回去？法语还不会说呢，再延长半年”。半年之后教育处又说，你该回去了。我说回不去，回去是自欺欺人。因为我法语都不会，学的也不行，所以说再延长半年。
结果说不能再延长了，只能两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法语差，找工作没人要
 
于是我就开始找工作。一开始寄了一些简历，因为法语差，没有人要我。
后来我和老师说工作的事情。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法国人。他没有教过我一天课，但对我这么多年的成长有巨大的作用。我在博客当中也写过一篇专门纪念他的文章。我和他说：“我要留下来，把法语学好，法律学好，但我没有钱”。
当年，我爸工资一个月是82.5元，我们奖学金1000多元也不够花，爸爸的82.5元都给我也没有用。而且，他又是一个清官，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我说，我必须要找工作。老师说好，行。我说，我想找律师事务所，据说他们给钱的。
我提了两个名字，有一个老师说他不知道，另外一个事务所，老师说：“知道，因为那个公司的头儿是我的学生，我给他写的信吧”。
于是我写了一个申请，过了两天我就给他们事务所打电话，说我的申请怎么样？他说：“我们老板正在写回信，你来应聘吧”。
我去了事务所，我说，我到这里要实习6个月，赚够钱，继续学习法国行政法、宪法、宪政等等。但是之后却发现中国缺的不是官员，而是真正有实务经验的人。
当时中国也在开放的过程中，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吃了很多的亏。我们对国际上的游戏规则不太熟悉，对合同也不太重视。只有做国际商务律师，才是我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我论文也不再写了，最终也没有拿博士学位，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我自己对自己说如果我没有实务的经验，博士有什么用？我希望可以走实务救国的道路。
做律师，一开始是生活所迫，之后也是自己的选择。这么多年来，许许多多的地方让我做这事那事，但我觉得我只会做律师。
1985年我开始做律师，到现在已经有29年了。一开始的10多年，我帮助外国的公司到中国来。
  
选工作不能只为“糊口”
 
1990年，我当时决定回来。但是，从决定到回来用了一年左右时间。
有人问，1991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说，因为过去的共产主义国家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一种是中国模式。苏联模式是说，先在政治上改革，然后经济上再改革，当时很乱。另外一个是中国模式，邓小平说先做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先往后放放。
对于国际上的商人来说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是喜欢比较动荡的环境当中经商？还是喜欢在比较稳定的环境当中经商？当时柏林墙倒塌之后，我觉得可能是我应该回中国的时候。中国说“我要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发展”，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去南方。
1991年9月9日，我回到了中国。
过去近30年，前面10多年，主要帮助外国企业到中国，后面10多年，主要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帮助他们兼并收购，还有一些国际纠纷的解决。

组织者让我给在座想出国、没出国的人说几句话，首先你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能把你未来的工作作为一个“养生”、“养家糊口”的手段，而要作为一种爱好，你要真的喜欢。这样，你加班到半夜，你不会觉得很累，而是觉得有很多的挑战性、趣味性。所以，你选择职业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你喜欢的东西。
至于说是不是应该在国内待上几年再出去学习？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办法。我吃亏比较大的是从校门一下子就出去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不够。如果当时能在中国多待两年，可能对社会的了解更好一些。
大学本科毕业的同学不需要急于出国，哪怕在中国实习几个月、工作一年，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自己能干什么，还需要哪些知识要补充？在国外，把相应的、你喜欢的、需要补充的知识加进来，这样对你未来职业的发展会更有利。
由于时间关系，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近期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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