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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参加这个知识界的“2012新浪博客年会暨2013名家新年思想论坛”,开始时感到很困惑。我是在座的唯一的一位律师,需要律师参加这知识精英们的会议吗?不过,转念一想,  社会上的任何问题都可能会是法律问题。记得在进入新世纪之前,为了迎接2000年的到来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说是为了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存在可能会改写现有的众多的法律关系[1]。看到新浪网这次评选的2012十大文化新闻,我感到我13年前的观点还没有过时。

 

我讲一讲对“新浪网2012十大文化新闻”中几个新闻的观点。

比如方舟子与韩寒之争。从法律方面来说,我感觉它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问题。中国社会诚信严重缺失,你说什么话大家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方韩之争的关键在于,韩寒的作品的真实性是否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检验:它是否超过了一个正常人对其真实性的合理的怀疑。

 

关于“杜甫很忙”的事,我觉得文化总有一个向低俗拉动的趋势。5亿多网民,都是特别清高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所以,文化(包括微博和博客的评论)下拉的动力特别大,低俗化的动力很大。同时我觉得恶搞不一定都不好,有时事实上可能也挺好,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在众多方面总是过于严肃。比如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政治漫画,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通过漫画画出来,公众喜闻乐见,使公众在繁杂和痛苦的人生中能够笑出声来。这不会对领导的神圣性有太多的亵渎。但是,在中国关于领导人的漫画恶搞我没有看到一个。(雷颐插话:80年代出现过胡耀邦一次,后马上被禁。)

   

中国缺少真正的幽默感,没有幽默的文化。王(暁乐)老师提到官方对任何问题的态度都是不容质疑、不容怀疑,什么东西他们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怎么把低俗化变成幽默化,需要文化人引导一般民众向幽默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官方应该去程式化,往大众化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未来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气氛轻松一点,不要弄得那么严肃。去年十二月新华社发了中央七常委的文章,尽管稍微有一点“八股文”的味道,但至少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想法,稍微轻松了一点。我记得北大百年校庆,五六个人的发言最后一段都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江泽民讲话时在“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时去掉了“江泽民”三个字。这种千人一面,千声同音,使人感觉很不好。

 

 

最后说说“莫言获诺奖”。莫言获奖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说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性。因为,不管你莫言写得多好,翻译家不好也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写得再好,国际社会的解读不一样也不行。所以生活在国际社会,用一个国际社会都能够听得懂的方式阐述中国,否则人家就无法理解你,也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中国现在的对外宣传花几千亿,我看没有任何意义,也得不到任何效果。只有理解了我们生活在国际社会,需要用国际社会通行的方式去沟通,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以他们能接受的方式陈述你想说的话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去神秘化才可能有积极意义。



[1]         文中写道:“新世纪将是一个信息世纪,也希望它是一个秩序和法律战胜混战和强权的世纪。人类是社会的动物,它们最早的相互接触因相互之间的互不了解而引发了战争,并从战争过渡到了相互的接触增多和世界秩序的逐步建立。因特网的建立又似乎要把人类从广泛的人际接触变成一个各自关起门来遨游世界的虚拟空间中,因此,又要引起新一轮的交际规则和新的孤独感,这也会引起全新的法律观念和原则。”(见《时尚》杂志,2000年一月号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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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

陶景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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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购兼并和国际仲裁法律业务专家,自1985年以来一直就中国相关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在中国有着超过二十年活跃的执业经验。目前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伦敦国际仲裁院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国际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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