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程安排的巧合，我三月份三下美国（所以用了“下”字，是因为咱们中国人现在都有对美国居高临下的感觉），每次停留都不超过两个整天，但感触良多。

一. 一下洛杉矶

月初去洛杉矶，受邀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想用UCLA，但因中央电视台已收到一纸命令，规定以后不准使用英文简称，怕财新网不久也会收到类似指令，以至本文被和谐）演讲在华合同纠纷解决问题。

该行的最大收获怕是要算见到了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一位刘姓朋友和她的老公吴先生了。她通过谷歌找到我并和我事先取得了联系。我在“W”旅馆，它不仅紧靠UCLA，而且这名字也不禁使我力图回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Where）和何时（When）。他们夫妇一早到旅馆接我去了Orange City, 先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午餐和血拼，然后到他们有游泳池的别墅家中吃晚餐。到购物中心购物时，看到不少国际的著名品牌，一律比在中国和欧洲都要便宜。 我因而在想：如果美国把咱们的人民币汇率逼上去，那未来的中国游客不把美国都给买了？

在他们家中叙谈中，她才讲起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1986年团中央一位书记的办公室。我当时回国休假，顺便看一位同学，而她即将去法国进修。她在法国的时我们曾多次见面，但从1988年之后她去美国，从此音信全无。

晚餐之后他们驱车送我去机场，看到沿途还是灯火通明（月亮和中国一样圆，路灯倒比中国的明亮得多），美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尚未死，更未僵。

二. 再下旧金山

从洛杉矶回京后，绕道上海就仲裁案件开了两天庭之后，又飞去了旧金山。

中国热在报纸和电视上都表现得很充分。我此行是为了参加国际商会仲裁院和美国国际商事委员会（USCIB）举办的“亚太地区国际仲裁研讨会”， 并就中国仲裁实务中的问题作发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参加会议的人员不到二百人。会前和会议期间和朋友的聊天中得知，美国众多公司和律师事务所都由于经济危机的原因而减少开支，会议相关的支出是必裁无疑的科目之一，每天800美元的会议费，实在是一个不少的数字。当然这个数字从中国的角度看来，是很微不足道的。国内的有些会议动辄上万人民币。

旧金山和硅谷毗邻，但这次没有时间去了。一位从硅谷过来请我吃饭的朋友告诉我，硅谷还是没有危机之前的那种气氛、 那种激情、那种气势。也没有再有像谷歌、太阳微系统、思科那样的公司横空出世。

三. 又下波士顿

从旧金山回京卸下行装，飞香港参加每年一度的“东方模拟仲裁比赛”，又取道巴黎飞波士顿，受哈佛三校（哈佛法学院，哈佛商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生组织之邀，参加他们每年一度的“亚洲商务会议”，这已经是哈佛的第十九届年会。他们让我就与中国公司谈判的技巧及争端解决问题做一个发言。

会议前一天下午去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参加的讨论会要比“亚洲商务会议”给我的印象还深。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作为天之骄子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最大苦恼是对自己手中从不同律师事务所接到的用工通知该做怎样的取舍，皇帝女儿不愁嫁，而且苦于求亲者甚多。

金融危机到来之后，哈佛法学院（商学院亦如此）有众多学生找不到工作。有一位我之前认识的学生找到了工作，但被通知需要等一年以后才能去上班。这在该校历史上怕也是数载难逢吧。

会后的晚上到一位法学院教授家晚饭，他知道我是酒的爱好者（他三月初来华时，我们畅饮了1978年波士多地区的一个小小的Grand Cru），他特地领我参观了他的酒窖。酒窖藏酒甚丰，大多来自法国波尔多、勃艮第和香槟地区，也有新世界的一些酒庄的酒。但美国国产酒倒不是太多，看来也有点“外面的和尚好念经，异域的酒类更佳酿”的情结。

在他家厨房的记事板上，零乱地贴着一些菜单，广告等，也夹杂地贴着不少美国现任总统在他家做客及和孩子玩耍的照片，忽然觉得政治离我这么近。

三下美国，使我不知道该不该引用毛泽东在1958年的那句名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最好还是甭引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