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2日应该被记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史册上。云南省高院在判处李昌奎死缓之后，由于舆论等各方面压力再审判处李昌奎死刑。这使我想起“文革”时代在打有红色对钩的判决书上一定会看到的表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现在这样的表述又随处可见了。河南省高院在近日召开的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判案要充分考虑社情民意，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要坚决判死刑。看来，在中国减少死刑运用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得1982年7月到法国后不久，我的恩师，法国比较法泰斗丹克（Andre Tunc）教授让我去拜会法国司法部长罗伯特·巴丹泰（Robert Badinter） ，罗伯特曾为法国在1981年废除死刑立下汗马功劳。可惜我法文太差，未敢前去。当时我在想，废除死刑，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吗？我从此开始关注死刑存废问题，发现废除死刑国家的恶性案件并不比保留死刑国家的多，甚至正好相反。

　　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重刑（法）轻民（法）的国度，死刑这一极致的惩罚方式，在各个文明时期得到了尽情的发挥。而中国的五马分尸、凌迟等死刑方式，更是增加了对看客的娱乐性。它既满足了人性中“以血还血”的基因，也实现着法治者以刑去刑的震慑作用。

　　中国刑法在今年修订之后，力图减少死刑的执行数量。这一大胆的改革，由于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而变得令人困惑。两案都有自首情节，按照刑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字面意思猜测立法者的本意，似指法院当在“从轻”或“减轻”处罚中择一。但是，由于受害人家属以及舆论的压力，法院都在承认罪犯“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而根本不提还有“减轻”处罚的选择。

　　“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告慰死者”似乎是受害者家属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的原则。任何让罪犯逃脱死罪的言论是难以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法院在现代网络的严控之下，对罪犯的惩罚严不为过，宽则受到批评和谴责。所以它们宁愿去再审而不愿冒被网民唾沫淹死的风险。同一个审判委员会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能自由心证出两种惩罚来。如此，司法的公信力自然受到质疑。

　　药家鑫之父在其子被执行死刑后后悔匆忙带儿子自首，他或许以为自首即使得不到“减轻”处罚，至少也可得“从轻”处罚，保住儿子的性命。但是原始复仇的心态使太多的人不能自拔。

　　法国从1791年开始就讨论废除死刑，但是直到1981年才立法废除了死刑，其间经过了190年的争吵，是西欧最晚废除死刑的国家。中国在1791年还在变着法儿地玩死刑的游戏。到了1997年，有人还在因杀害熊猫而获死刑。到今年5月，刑法修正案一次性撤销了13种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死刑。但是，中国仍是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尚存55个罪名）。即便如此，不少人质疑减少经济类犯罪死刑、改判死缓实际是为贪官留活路。是啊，最该杀的难道不是贪官吗？

　　中国没有关于每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的统计，或者是有，但属于国家机密。因而有大赦国际等组织来推算中国死刑人数。我倒以为这完全不应该保密，既然我要剥夺你的生命，且取之有理，给社会一个数字难道还要不好意思吗？

　　中国从非暴力经济犯罪入手减少死刑，是一个好的开端。暴力犯罪有太多的血腥，需要拿罪犯的生命偿还“血债”，这一传统思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对此类犯罪的喊杀之声很难平息。减少此类犯罪的死刑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法国既然用了190年才得以废除死刑，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大国，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本文发表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