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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日很怕翻开家中订的报纸,因为怕又有高铁的事故出现。

    自七月京沪高铁在党的生日的凯歌声中启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高铁方面的事故。在我动笔写这个专栏之前几分钟,早餐桌上又看到京沪高铁在我的家乡安徽突发供电设备故障,二十多趟车普遍晚点三小时。

    我本来是对高铁充满信心的,并进而购买了中铁的股票。但买完后不久,就发生了中国铁建在沙特承建轻轨项目巨亏42亿人民币的噩耗。其后不久,政府出面兜底的利好消息,我以为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接下来又看到中、法、日之间对高铁相关知识产权的纷争,我在不同的媒体上曾经指出,尽管中国高铁和日本新干线列车外型相似(是否有侵犯外观设计的可能就不得而知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高铁的其他技术不是自主知识产权。我心中默默希望中国的高铁真有它自己的、成熟的知识产权。当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现在还没有日本或欧洲的公司胆敢在中国挑战中国高铁的相关知识产权,中国高铁的相关公司至少可以让中国高铁在神州大地上畅行。至于中国高铁雄心勃勃的走向世界的宣言能否付诸实施而不被在相关国家起诉知识产权侵权,我心里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底。

    不想,第一次事故还是很快发生了,但很快铁道部方面就说是和天气有关。这雷劈的天气为什么偏偏和我们刚刚诞生的高铁过不去呢?当有评论开始怀疑中国的技术是否成熟时,你分明能感到网上炽热的爱国热情和高涨的民族自豪感,那是容不得更多的批评和评论的。他们拿出日本新干线1964年运营后也出现过积雪问题来说事。只是忘记了那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也忘记了中国高铁是站在别人技术发展的更高的起点上进行的。

    中国有中国的速度,也有中国的运营。中国高铁先是把速度锁定在每小时350公里,其后又不得不减速。中国高铁是“中国必须第一”强迫症的完美表现。中国高铁不搞试运营,而日本的高铁据报有半年的试运营。是啊,成熟的技术哪里需要什么试运营啊!可惜,这接连不断的事故,事实上把众多的旅客当成了试运行的试验品,这使我想起在文革时代对这种做法的评价:这叫“要敢想,敢干,敢革命”。那时经常实行的是,对任何工程,不是看黄道吉日,而是要向某个政治性节日献礼。这一做法,似乎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因此,工程的完工就成了政治任务,而不是深入细致的竣工验收。于是也有了“边施工,边设计”这一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7月12、13、14连续三天的事故,着实令我心寒。而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造成39人死亡的消息更令人心碎。希望那39个因为动车自动防护系统失灵遇难者的鲜活的生命会给中国高铁疯狂的速度一个有效的提醒。

    该事故和其他众多事故在调查过程中也有许多人对调查结果公信力提出质疑。我以为如果事故本身无法完全避免的话,对事故调查结果的公信力的提高是完全可以尽快改善的。比如,可否增加调查的独立性?可否引入独立私营部门介入?可否让我们的港澳同胞也作为调查组成员?

    我不知多少次乘坐法国的高速铁路和日本的新干线,每次上车,我都会想起我第一次乘火车:那是1978年,从合肥到北京上学的那个令人激动但又十分漫长的十六个小时的旅行,总渴望有一天京城到家乡的旅行时间能够缩短。但现在高铁在我没有机会乘坐上之前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它也使我不得不问:是我们的工程师的心情比我还急迫吗?是真正有工程方面粗制滥造吗?是我们自己研发的高铁技术还不过关吗?是在工程招投标中真有腐败吗?是工程的施工和监理没有按照人命关天的标准去行事吗?为什么日本高铁47年没有出过人命,而我们的高铁却成了夺命的利器?难道中国高铁也要成为每千公里运营出人命最多的“中国第一”吗?

     快停笔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是不是高铁到了停止运营,认真检讨所有技术、施工和管理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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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

陶景洲

60篇文章 6年前更新

国际收购兼并和国际仲裁法律业务专家,自1985年以来一直就中国相关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在中国有着超过二十年活跃的执业经验。目前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伦敦国际仲裁院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国际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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