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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三亚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在世人关注下闭幕。这使我想起几年前希望探讨的问题: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底有何不同?为什么能在发展中国家中双双异军突起?
多次出入印度,尤其在2007年夏季,我曾拜会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部长拉梅什(Jairam Ramesh),他被视为“中印”(Chindia)一词的创造者。中印关系,有时就像这个词那样紧密。每次想到这个词,我都不禁联想中印发展模式的异同。
在政治制度方面,印度有大小1000多个政党,实行议会制度,你能想象1000多个政党参与选举该是多么热闹甚而嘈杂。而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民主党派参加的、非直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印度是世界宗教的博物馆,不信仰宗教的人几乎不存在。而在中国,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信仰宗教者的比例少得可怜。是宗教的狂热可怕,还是信仰缺失的虚无可怕?
印度司法独立,但法官办事效率低下。根据现有情况,按现有法官的结案速度算,他们大约300年后可以审理完毕手中的案件。而中国的法官每年有结案率的绩效考察,审结案件的效率似要高出印度许多,当然有时案件处理“难免”草率。
印度贫富差距随处可见。我有一次去孟买郊区,出租车司机为赶路(也许是迷路),路过面积庞大的贫民窟(Slumdog)。似乎看不出那些贫民们对我们这些路人的憎恨或敌意。而中国尽管常有强制拆迁的民怨或冲突,棚户区或旧城改造进展迅速,已不存在像印度那样“悲惨”的贫民窟。
印度公共工程进展迟缓,任何一项高速公路、铁路及机场建设,都会由于民众反对或司法程序而停滞不前。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等我所去过的印度机场,都陈旧不堪,从机场到市中心也没有像样的高速公路。而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高速铁路既是世界最快(尽管最近提出减速),也是世界最长。政府意志决定了建设速度,强制拆迁造就了数不清的新城和小区。而在印度现有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之下,这样的速度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的。
缺少像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环境,印度似乎更注重软件开发、IT产业发展,服务外包发展迅猛。由于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一般民众英语达母语水平。世界众多大公司的呼叫中心设在印度;而中国则是生产实物的“世界工厂”。
印度看不到令我印象深刻的现代化建筑,更没听说领导人有什么像样的“形象工程”。而在我们偌大的国度,不时听说某些地方领导有大手笔,连我的家乡,也能爆出县级政府建成比美国白宫还壮观的“白宫”。
2007年夏季拜会两位印度政府部长的新德里之行,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部委办公楼里竟然没有空调,40多度的高温,令我几乎中暑。空调只有部长们的办公室内里有。这使我震惊: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怎么可能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雄心和抱负使我们建成了万里长城,并在当代修出笔直的高速公路和无与伦比的高速铁路。我们大干快上经济建设,“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老百姓们努力工作,恨不得一天后就能成为百万富翁。而印度人的心态似乎比较淡定,他们安于现状,那些在贫民窟生长的人,似乎没有改变他们生活现状的愿望,很是认命。我总怀疑他们是不是宗教“鸦片”抽多了。我十多年前曾从新德里乘坐拥挤的火车去阿格拉,计划参观举世闻名的泰姬陵。正要从“红堡”出发去几公里外的泰姬陵时,客户要求我立即返回新德里以赶回北京,因而抱憾最终没能踏足泰姬陵。近来听说泰姬陵附近河道干涸,地基所用的木桩缺水,基座最终将会崩塌,我担心这不仅属于印度,更属于全人类的完美建筑的命运。
中印两国政治、司法、宗教、文化等方面大相径庭,发展的道路亦殊不相同,很难从他们的同步崛起中找到共同的要素,也因此,对于中印发展模式的比较和争论一直很热,还会热下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曾发表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16期 出版日期2011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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